不确定法律概念首先是一个主观认识问题，个案适用离不开权衡，有时甚至需要预测未来。

通用语言成为民族国家建构的基本要素，它既是国家统一的必要载体，也是国族认同的主要纽带。更有甚者，通用语言的有无在终极意义上决定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存亡。

这是历史上首次确认法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宪法地位，为捍卫法语作为通用语言的诸多做法奠定了宪法基础。[13]陈健宏：《语言与国族的文化辩证：法语的案例》，华艺数位出版社2010年版，第210页。二、通用语言作为统一国家建构的基础 现代宪法对于语言问题大抵有两种态度：一是偏重个人自由并保障语言权，比如德国。[36]常安：《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民族地区的推广和普及——从权利保障到国家建设》，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11]Ferdinant Brunot, Histoir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des Origines à 1900, T.9, Paris: Librairie Armand Colin, 1939, p.176. [12]参见[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02页。

[40]推广普及通用语言是保证少数民族公民基本权利的必要手段，也是使各少数民族共享国家发展成果的基本途径。首先，是对1994年《法语使用法》的审查。它的常设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完全权利能力的营造物，在法律上独立，它本身就是一个行政主体，而不是其他行政主体的组成部分。如果必须承认国家的法人格的话，那就等于是一个明希豪森困境：抓住自己的辫子把自己从沼泽中拔出来。[26]似乎执法部门仍然是针对政府的工作部门，只不过强调这些部门对外享有执法职能而已。而国家机关作为组织，根据财政预算由国家财政预算中得到货币资金，可以自己名义作为权利主体参与民事流转和承担责任，故应当作为法人。

[35]此时，自然人属于功能意义上的部门，但他不是机关，因为他自己就可以作出行为。当然，也就不是法学要探讨的对象和法教义学努力的方向。

（4）在我国，之所以有地方国家机关的概念（将地方与国家并列），根本原因在于，对地方法人资格的否定，不存在地方的机关，所有的机关都是国家这个法人的机关，只不过设在地方而已。反过来，机构的行为有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即使不以自己的名义，也以机构自己为被告。如果从公法社团的角度，更能理解这句话中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的法律内涵。部门有不同的含义：（1）广义的部门，是指任何能够履行公共行政任务的岗位（Stelle）。

[88]参见《北京市民政局主要职能》，载北京市政府网：beijing.gov.cn/news/root/zn/2011-10/100593.shtml, 2018年7月15日最后访问。根据审计署的职能列举，审计署财务审计的对象包括：使用中央财政资金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财务收支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财务收支国务院部门、省级人民政府管理和其他单位受国务院及其部门委托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社会捐赠资金及其他有关基金、资金的财务收支国家驻外非经营性机构的财务收支。[94]参见许宗力：《国家机关的法人化——政组织再造的另一选择途径》，载《月旦法学杂志》2002年第57期。[76]且不说这种国家双重人格说在其发源地——国已经成为过去时，[77]即使在逻辑上也是站不住脚的。

[74]将国家作为法人还有一个意图，就是法人的权利要受到法人章程的限制，同样，国家原则上享有的无限的统治权也要受到它的章程——宪法的限制，从而所有的国家权力都是有限的。《民用航空法》第46条第1款，飞行中，对于任何破坏民用航空器、扰乱民用航空器内秩序、危害民用航空器所载人员或者财产安全以及其他危及飞行安全的行为，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机长有权采取必要的适当措施。

私法人的活动原则上只能基于私法上的权利手段进行，并不能采取专属于国家统治地位所独有的高权措施，而公法人通常可以行使公权力，制定法规，并课征费用。在法学上，机关是相对于法人而言的，机关并非法人，而是法人的一部分，机关使法人具有了行为能力。

摘要:  从我国宪法的规定来看，机关、组织、机构、部门构成了我国国家组织法的基础性概念。[85]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法工委在《民法总则》的释义书中曾指出，机关法人在学理上和境外的民法中又被称为公法人。（2）机关、企业或事业单位内部担负一定职能的部分。进入专题： 国家组织法 。公法人与私法人的区别以下几点。[95]刘德权总主编，陈裕琨、缪蕾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集成》（行政及国家赔偿卷I），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317页。

由此可见，自治机关的特殊性仅仅在于相比民族自治地方的其他地方国家机关（如法院、检察院），该机关行使自治权而已。[39] Stefan Korioth Michael Wolfgang Müller, Staatsrecht I, 3. Aufl.,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2016, S.115. [40]主席团由议长和他的副手（副议长）组成，每个党派在主席团中都至少有一个代表，主要负责执行议会的秩序规则、与议会行政有关的组织和技术性的事项。

因为行政主体并不都是法人，行政主体也可能是自然人，比如，作为行政权力受托人的自然人。《海商法》第36条第1款，为保障在船人员和船舶的安全，船长有权对在船上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人采取禁闭或者其他必要措施，并防止其隐匿、毁灭、伪造证据。

公法社团的成员可以是自愿加入的，也可以是强制入会的。（2）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机关。

相比《民法通则》，《民法总则》中除了承认有独立经费的机关具有机关法人资格外，还承认承担行政职能的法定机构具有机关法人资格。[59]Hans Kelsen, Allgemeine Staatslehre, Verlag von Julius Springer, Berlin, 1925, S.16ff. [60]a.a. O., S.268. [61] Henning Uhlenbrock, Der Staat als juristische Person:Dogmengeschichtliche Untersuchung zu einem Grundbegriff der deutschen Staatsrechtslehre, Duncker Humblot, Berlin, 2000, S.125. [62]Matthias Jestaedt, Grundbegriffe des Verwaltungsorganisationsrechts, in:Wolfgang Hoffmann-Riem/Eberhard Schmidt-Aβmann/Andreas Voβkuhle(Hrsg.), Grundlagen des Verwaltungsrechts, Band I, 2. Aufl., Verlag C. H. Beck, München, 2012, S.970. [63]Hans Heinrich Rupp, Grundfragen der heutigen Verwaltungsrechtslehre: Verwaltungsnorm und Verwaltungsrechtsverhältnis, 2. Aufl.,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Tübingen, 1991, S.87. [64]Ernst-Wolfgang Böckenförde, Organ, Organsiation, Juristische Person:Kritische überlegungen zu Grundbegriffen und Konstruktionsbasis des staatlichen Orgeanisationsrechts, in: Christian-Friedrich Menger(Hrsg.), Fortschritte des Verwaltungsrecht:Festschrift für Hans J. Wolff zum 75. Geburtstag, C. H. Beck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München, 1973, S.277ff. [65]a.a. O., S.282ff. [66]Hermann Heller, Staatslehre, 6. Aufl.,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Tübingen, 1983, S.88ff.，228ff. [67]a.a. O., SS.89, 90, 238. [68] Ernst-Wolfgang Böckenförde, Organ, Organsiation, Juristische Person: Kritische überlegungen zu Grundbegriffen und Konstruktionsbasis des staatlichen Organisationsrechts, in: Christian-Friedrich Menger(Hrsg.), Fortschritte des Verwaltungsrecht; Festschrift für Hans J. Wolff zum 75. Geburtstag, C. H. Beck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München, 1973, S.293. [69]a.a. O., SS.295-296. [70]Vgl. Konrad Hesse, Die verfassungsrechtliche Stellung der politischen Parteien im modernen Stoat, VVDStRL 17(1959), S.165. [71]当然，私法人的成立是否纯粹没有国家意思的介入，也不一定。国家与它的机关和机关工作人员之间的关系，如《公务员法》，原则上不是法。[6]法人与自然人的区别在于，它是一种法律的构造物。

首先，凯尔森认为，格贝尔所说的法律人格的本质——统一的意志，只能从法学—规范的角度来把握，而与心理学上的意志概念是没有关系的。[48]所以，在新的立宪国家，国家是法人，君主只是国家这个法人的机关。

经过耶利内克、凯尔森以及沃尔夫等人的改造，这个诞生于保守主义氛围中的国家法人说变成了一种形式上的法律认识工具，也可以适用于民主体制。[33]也就是说，部门是相对行政主体而言的，[34]机关是相对法人而言的，两者是不同的范畴。

正基于此，我们需要认真去思考机关、机关法人乃至国家法人说的意义，一切源于起始。（4）县级以上各级政治协商会议机关。

此后的贿选宪法（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五五宪草（《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乃至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941年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946年的《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以及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都延续了这一概念。（7）乡镇中国共产党委员会和人民政府以及街道办事处。因此，通过国家的自我设限，国家权力转化为法权，国家成为法人，即权利和义务的载体。[98]但是这一认识存在以下4个问题：（1）忽视了内部法和外部法是相互交错的。

[23]而机械体的产生来自外部，缺乏部分为了整体利益和功能的自动参与。这尤其体现在行政机构行为的归责上，《行政复议法》确定的是自己名义+有权的标准，比如，《行政复议法》第15条第2项规定，对政府工作部门依法设立的派出机构依照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以自己的名义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设立该派出机构的部门或者该部门的本级地方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2）身份社团（Personalkörperschaften），是由具有同一职业身份的人作为其成员，如我国的妇联、作协。但是，机关作为法人身体的一部分，无法享有权利能力，机关的行为最终都归责于法人。

参见张彪：《国家机关法人独立预算经费要件论——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总则草案〉（征求意见稿）第八十九条》，载《湖南警察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同理，在行政法上也有行政主体的概念，行政主体也不限于公法人，自然人乃至私法人都可以成为行政主体。